范勇宏：快速发展的中国基金业

范勇宏/文

    一
　　1998年前后，当时亚洲金融风暴仍肆虐东南亚，中国的资本市场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国际资本市场里面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参与者。这年4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第一批全国性基金公司成立，这标志着基金行业的开始。回忆当初，当年公司草创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真是个群策群力、发愤图强的创业时代，中国的基金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一个质的飞跃。
　　这十二年，基金业，或者更广泛地称之为资产管理行业，是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财富不断积累而壮大的。1998年基金业初创时，中国人均GDP只有6000多元，按当时汇率大约相当于不到800美元，而到了2008年人均GDP已经超过22000元，折合3300多美元，在大城市这个数字更高。以北京为例，记得在2001年2月，北京市提出了到2010年北京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以上的目标。实际上呢，到2008年北京人均GDP就突破了9000美元，这还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大背景下。
　　老百姓财富积累了，就有了理财的需要，基金业正是顺应了这种需要而出现并壮大，实现了自身行业的大发展。最初一年，1998年4月到1999年4月，包括华夏基金在内的老十家基金公司只管理着十几只封闭式基金，规模200亿元左右，到今天，基金业有60家基金公司，公募基金500多只，管理各类资产超过2.8万亿元。华夏基金从第一只基金兴华(1.585,0.02,1.34%)仅仅20亿元的管理资产规模，已经成长为管理着25只公募基金、各类资产大约3000多亿元的基金管理公司，客户数量从最初的几万发展到现在的1300万。基金业已经初具规模，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的客户，从机构投资者到普通老百姓都从投资基金中获得了切切实实的回报。近十二年来，基金行业累计分红总额超过5000亿元，华夏基金一家分红就超过410亿。
　　我们还看到，作为倡导价值投资的基金公司，业已成为证券市场中重要的机构参与者。近几年来，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QFII、企业年金等专业化机构投资者共同发展的格局。目前，公募基金持股市值超过1.7万亿元，占沪深流通市值的13%以上。机构投资者的壮大，对稳定股票市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价值研究为核心的基金公司在投资实践中，发现并投资真正有价值的上市公司，这使得以前的那种“庄家横行”的局面大为改观。
　　基金公司还积极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基金公司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小流通股股东，通过否决不合理方案，为中小投资者维护和争取到了更多的权益。基金公司通过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创新，丰富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品种，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然而，基金业这十二年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
　　如同孩童走路总要摔跤，从1998年到2000年，在监管部门的指导和各界的支持下，基金行业发展的速度很快，但之后发生了的所谓“基金黑幕”事件，使很多人对发展基金业产生了怀疑，这使基金业在此后数年处于一个艰难发展的低潮。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基金行业也没有停顿，而是在挫折中锐意进取，其间，最大的进步就是创新成立了开放式基金。基金业从封闭式时代迈入了开放式基金时代。
　　在2001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基金业处在艰难生存阶段。受政府宏观调控影响，股市经历2001年高点后一路走低，市场上人气低落。基金的发行非常艰难。很多上市公司对待基金的态度也很冷淡，一度流传“防火防盗防基金”之类的话。在低潮期，基金公司以顽强的耐力坚持下来，逐步建立起独立的、科学的投资研究体系，一点点地耕耘销售渠道、储备人才，为牛市的到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
　　2005年起，具有历史意义的股权分置改革启动，整个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个跨越式发展时期。基金业迎来了一个崭新的行业大发展阶段。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基金管理公司以实际行动发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对上市公司一些不合理的圈钱行为进行了否决，维护了投资者的利益。经过前几年的磨练与规范，基金公司整体投资管理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管理资产规模也出现爆发式增长，至2007年10月，基金业管理资产规模一度达到3.3万亿元。
　　市场在投资者过度狂热中会失去理性，股票市场攀升到不合理的高位。2007年10月在市场运行到最高点，我们坚决暂停了旗下部分股票型基金的申购。在一定程度上，暂停申购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减少了投资者的损失。
　　2008年大熊市，值得投资者反思。浮华褪尽，我们看到，“坚持把持有人利益放在首位”这个理念，只有在投资管理、产品设计、优质服务等各个业务面落实到位，才能获得投资者的信任。
　　十二年，两度穿越牛熊，基金公司在投资理念、经营理念上已经走出摸索阶段，行业内大中型基金公司面临的问题，已经从摆脱生存困境转为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更远一步讲，如何成为一个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力的资产管理公司。
　　基金业十二年的成长表明，投资者的信任是这个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石。与其他行业相比，这个行业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信任。在我们这个行业，既没有担保，也不需要抵押，投资者将亿万资金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并不能给他提供担保，保证投资稳赚不赔。那他们凭什么将亿万资金交给我们管理呢？凭的就是一个信任，这个行业比任何其他行业都讲究诚信，是典型的信托，也就是古人所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投资人信任我们，我们就要勤勉尽责以良好的业绩回报他们。2000年，华夏基金确立了“为信任奉献回报”的企业宗旨，并在之后的业务开拓和实践中，始终坚持不渝。
　　其次，责任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比如在股权不断变动的情况下，我们依靠什么坚持了下来？依靠的就是一种责任感。通过我们的努力，实现为投资者的信任奉献回报的承诺。
　　再次，我们讲究共享与分享。分享什么呢？既分享成果，也分享过程。有人说没有股权怎么分享？有股权当然更好，但股权并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这受到体制的约束，所以我们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创造共享成果的机制。
　　还有，我们讲求平等。当然这里的平等不是说没有上下级关系，而是说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平等地讨论，而不会因为某个人级别高就赞同他的观点。因为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大家的讨论才会爆发出思想的火花，才能产生更多富有创意的东西。所以，我们始终在努力营造一种互相尊重、完全平等的文化氛围。
　　另外，十几年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我觉得人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很多事情一定很难做好，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这样，不进则退，特别是企业。而在这个高度市场化、没有垄断优势存在的行业里，企业的产品没有特殊性可言，这就迫使我们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二
　　华夏基金目前的管理资产规模已经达到3000亿元水平，也是唯一一家规模超2000亿元的基金公司。对这样的成绩，外界有很多解释，比如业绩良好稳定，老基金多、底子厚，抓住了牛市机遇等等。但回顾华夏基金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与行业其他很多公司一样，华夏基金也经历过高潮和低谷，还历经多次股权变动，这些为基金公司的稳定、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的管理和投资团队一直坚持下来了。
　　华夏基金成立的时候有三个股东：华夏证券、北京证券和中科信证券，但今天这三家股东都已经不存在。在基金行业，股权变化频繁、剧烈。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始终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股东自身利益尚照顾不暇，更不用说参股公司的利益了。所以每当财务危机出现，这些股东会考虑怎么将所持股份卖掉，保全自己的利益。
　　但对一个企业而言，股东的变换，尤其是大股东的更替，也就意味着整个团队的变化。就基金公司而言，团队的变化就意味着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面对每天波动起伏的市场，基金经理即使全身心投入也无法保证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更何况在股权变换的情况下，他们还得担心明天会不会被请走。所以，在基金业，股权一旦发生变化，公司人马更换后，业绩必定大幅下滑，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在华夏基金股权变动的时候，我们选择的策略是与新老股东积极沟通，以积极的姿态去取得股东们的信任，让他们更多地去认识、理解并尊重这个行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投资者、员工、股东等多方面共赢的局面。
　　另外，基金业是以人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基金公司没有庞大的不动产或者机器设备，在整个公司的架构中，是各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员工努力创造了价值，尤其是处于业务核心部分的投资管理人员。但在基金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是看不到“人”这个重要因素的，但是这却是基金公司最不容忽视的“无形资产”。没有了优秀的人才，这个行业会成为沙滩上的楼阁，再漂亮也要坍塌的。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日益活跃，投资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投资者资产状况也日趋多元化，优秀人才发挥自己作用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我们注意到，优秀的投资人才“公转私”是最近三年来业内重点关注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底起，离开公募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超过20位，而其中多数为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对60余家基金公司而言，接近三分之一基金公司的核心投资力量发生过变动。绝大多数情况下，核心投资力量的变动对基金管理工作的影响是负面的。
　　发展中的基金业应该驻足思考，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妨看看国际上资产管理行业最发达的美国是如何做的。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是资产管理业整体制度安排中的一个核心环节。这方面，美国资产管理业所普遍采用的员工持股方法，使股东、管理层、员工乃至基金持有人之间保持了高度的利益一致性，解决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管理层和员工之间以及基金持有人和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促进了行业和基公司的发展。我们面临人才困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借鉴学习一下美国的先进经验呢？
　　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往往是从制度革新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基金业十二年，就是创新的十二年。创新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产品设计创新，营销模式创新，投资方法创新等等。绝大多数这类创新是治“标”，而不是治“本”。
　　为什么这么说？举个例子，我们在2004年将ETF(Exchange-TradedFund，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首次引进中国，这个产品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很多人在我们研究、发展过程中认为，ETF在中国不具备相关法律法规环境，做成、做好ETF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2004年我们提出ETF的构想时，业内所有人，包括很多专家都持反对意见。在法律方面，我们遇到了200多个法律障碍，最核心的问题就有50个之多。那怎么办？就逐条逐条地讨论，一个个地寻找切实的法律依据、合理的法律解释，最后这些法律障碍都一一解决了。最终，境内首只ETF产品华夏上证50ETF才脱颖而出。从2002年我们着手研究到2004年底募集，整整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这里看到，没有制度为“本”的创新理念，产品创新要克服多大的困难。
　　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还屡屡出现了管理层问题。在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下，许多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通过不法途径牟一己之利，其实很多情况中，这些人的确为这些企业做出了远超出薪资回报的贡献，或拯濒危企业于一线，或引领企业跻身强者之林，但最终，因为没有足够的激励措施，完全以信念支撑的廉洁守法精神常常未能抵抗物质上的诱惑，很多人因此走入歧途。这种现象对其个人和社会来讲，代价是巨大的。换一个角度来看，尽管人性存在的固有弱点是原因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中固有的缺陷是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症结所在。
　　这类制度缺陷在基金业同样存在，表现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很多优秀投资人员选择离开。由此导致的尴尬境地是，用中小投资者的钱堆起来的公募基金成了为富人服务的私募团队的“练兵场”。报酬和激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转做私募的基金经理能够在业绩优秀的情况下，提取数倍于公募行业薪资水平的报酬。此外，公募基金行业竞争压力大，私募的投资形式灵活，也是投资人才转移的原因。
　　在更宏伟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资产管理行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仍处在不断成长的阶段，我国基金业短短十二年，发展更是快速。但与国际资产管理巨头来比，我们还是很弱小。比如美国的富达基金所管理的资产规模为1.5万亿美元，而我们60家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资产加起来也才2.8万亿人民币，只相当于它一个公司的四分之一。这种差距就像是婴儿与成人之间的距离。而要缩短与国际间的差距，要成就有全球影响的基金管理公司，必须进行基金制度改革。西方有合伙制，有清晰的股权制度，有很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些是基金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保障。
　　论语中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本”原来指的是“孝悌”，我们不妨引申解读，“本”是我们基金业制度，“道”是我们基金业的发展之路。解决目前人才流失困境的治“本”方法之一，就是寻求在股权上实现对做出贡献的基金从业人员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君子”做了这个治“本”的工作，后面的发展之“道”自然就通畅了。
　　（作者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勇宏，本专题由本报与中国企业家论坛联合推出，来源：经济观察报）